窗外秋雨淅沥，信访接待大厅里却暖意融融。上午九点刚过，李为民主任像往常一样，提前十五分钟走进了他那间不大却整洁的办公室。他没有立刻坐下，而是先走到窗边，看了看楼下已经开始排队的人群，眉头习惯性地微蹙，随即又舒展成一个准备迎接挑战的表情。杯子里泡上浓茶，蓝色工作证端正地别在胸前，他深吸一口气，走向接待大厅。对他而言，这又是与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面对面的一天。
“李主任，您可得给我做主啊！”一位头发花白、衣着朴素的老者颤巍巍地站起身，手里紧紧攥着一沓泛黄的材料。李为民快步上前，扶老人坐下，接过那用塑料袋层层包裹的材料。材料是关于二十年前一起工伤认定的遗留问题，纸页已经发脆，字迹也有些模糊。老人情绪激动，叙述有些零乱。李为民并不打断，身体微微前倾，目光专注地听着，不时在本子上记录着关键信息。他听得出来，老人要的不仅是一个解决方案，更是一份迟到了太久的尊重和理解。
“老哥哥，别急，您慢慢说。这事年代久，处理起来需要点时间，但您既然找到这儿了，我们就会管，就会一管到底。”李为民的声音不高，却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沉稳。他叫来工作人员，详细交代了需要协调的劳动部门和法律援助机构，并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写在一张纸条上，塞到老人手里，“这是我的电话，流程走到哪一步了，您随时可以问我。”老人紧皱的眉头终于松开了些，紧紧握着那张纸条，连声道谢。送走老人，李为民对身旁的年轻同事低声道：“信访工作，很多时候我们递过去的一杯热水，一句暖心话，比什么都重要。他们不是来添乱的，是实在没辙了才找到我们这‘最后一站’。”
下午的案情分析会，气氛有些凝重。讨论的是一起涉及多个家庭的城市拆迁补偿纠纷，矛盾尖锐，情绪对立。有同事建议按部就班走程序，也有同事觉得应该采取更强硬的措施。李为民一直沉默地听着，手指轻轻敲着桌面。等大家都说完了，他才开口：“程序当然要走，法是底线。但我们不能只当‘二传手’，把矛盾简单地推给法院或别的部门。我们要想想，为什么这几户人家宁愿一次次上访，也不愿意走法律程序？是他们不懂法，还是对执行有疑虑？或者我们的补偿方案还有可以完善的空间？”他提议成立一个专门工作组，自己牵头，邀请住建、街道、律师和居民代表一起坐下来，“面对面”再谈一次，“既要讲透政策，也要听尽诉求，找到那个最大公约数。”
会议结束后，已是华灯初上。李为民回到办公室，并没有立刻下班。他打开电脑，开始梳理今天接待的十几个案例，逐一记录要点、处理进展和下一步计划。这台电脑里，存着成千上万条类似的记录，这是一个基层社会矛盾的微观数据库，也是他十年来信访工作的全部。他常说：“信访办不是‘灭火队’，不能哪里着火扑哪里。要从这些个案里找到共性问题，推动政策完善，才能从源头上减少矛盾。”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，他牵头撰写的关于完善征地农民社保衔接、建立社区心理疏导机制等多份建议，都得到了上级部门的重视，有的甚至转化为了具体的政策规定。
晚上八点，李为民关掉电脑，揉了揉发涩的眼睛。办公楼里已空空荡荡。他站在窗前，望着城市的万家灯火，每一盏灯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生活。他想起白天那位工伤老人期待的眼神，想起拆迁户们激动的面容。这份工作，压力大，委屈多，常常是“磨破嘴、跑断腿”，还两头不讨好。有人问他，干了十年信访，烦不烦？累不累？他说：“烦，也累。但每当看到一个问题得到解决，一个家庭重现笑容，你就觉得值了。我们这工作，一头连着党委政府，一头连着百姓民生，就像一座桥，得让两头都走得踏实、走得通。”
雨还在下，李为民发动汽车，驶入回家的车流中。明天，信访接待大厅的大门会准时打开，还会有新的面孔、新的故事、新的期盼等待着他。而他和他的同事们，将继续在这条倾听与沟通、疏导与化解的特殊战线上，用责任、耐心和智慧，守护着社会和谐的最后一道防线，努力让公平正义的阳光，照进每一个来访者的心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