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香港电影资料馆那间泛着霉味的胶片库里，放映员老陈第三次调整了放映机的齿轮。银幕上，1999年上映的冷门港产喜剧《化骨龙与千年虫》正播到一处闹剧段落，主角在电脑前手忙脚乱。观众席里响起几声零星的笑，更多的是沉默。这部名字古怪、几乎被遗忘的电影，在二十多年后的这个午后，意外地获得了一次重映的机会。它像一枚被海浪冲回岸边的时光胶囊，封存着世纪之交的集体焦虑与荒诞想象。
影片讲述了两个绰号“化骨龙”（粤语中对顽皮小孩的昵称，引申为“败家子”）的小人物，在千禧年到来前夕，误打误撞卷入一场因“千年虫”问题而引发的连环危机。片中，他们对电脑屏幕上显示的“1900”还是“2000”困惑不已，这种困惑最终演变成一连串令人啼笑皆非的误会和冒险。导演用典型的港式喜剧手法，将当时笼罩全球的技术恐慌，化解为市井小民柴米油盐间的具体烦恼。
“当时人人都讲千年虫，但系有几个人真系明？”影片的监制，如今已白发苍苍的黄先生在映后座谈中回忆道。他靠在椅背上，眼神仿佛穿透时光，回到了那个燥热的世纪末。“报纸话飞机会掉下来，银行嘅钱会唔见咗，连电梯都会失灵。我哋就觉得，不如拍部戏，讲下普通人点样面对呢种看不见摸不着嘅恐惧。”影片的创作带着一种急就章的草根智慧，它不试图解释复杂的技术原理，而是聚焦于情感——一种面对未知技术变革时，最本能的迷茫与坚韧。
《化骨龙与千年虫》的拍摄过程本身，也像一场与时间的赛跑。剧组必须在1999年内完成制作并上映，才能蹭上“千年虫”话题的热度。演员张家辉当时刚凭一系列喜剧角色崭露头角，他在片中的表演带着一股拼命三郎的劲头，那种在时代浪潮里扑腾的小人物形象，格外真实。女主角李灿森则贡献了其标志性的“古惑仔”式幽默，将科技恐慌与街头智慧荒诞地结合。影片的节奏快得令人窒息，笑点密集却又不乏温情，这正是港片黄金时代末期特有的风格——在有限的条件和时间内，爆发出最大的能量。
然而，当2000年1月1日的太阳如期升起，预想中的全球性技术瘫痪并未大规模发生，“千年虫”迅速从一个严峻的全球议题，褪色成一个略带尴尬的历史名词。随之褪色的，还有这部应景而生的电影。它很快被淹没在新世纪更汹涌的文化浪潮中，成为电影片库里一个尘封的条目。黄监制坦言，影片在当时并未取得理想的票房，“恐慌过去咗，大家就唔想再睇了。好似一场梦醒咗，就无人再记得梦里边嘅细节。”
但正是这种“过时”，赋予了《化骨龙与千年虫》在今日独特的文献价值。当我们不再被其表面的喜剧桥段所牵动，便能更清晰地看到它内核中记录的时代印记。影片中角色们使用的大哥大、厚重的CRT显示器、电脑开机时漫长的DOS命令提示符，都已成为科技考古的标本。更珍贵的是，它捕捉到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心态：在每一次技术纪元更迭的关口，人类总会经历类似的兴奋与不安。从工业革命到信息时代，莫不如此。
“而家睇返转头，千年虫系一个美丽嘅误会。”一位专程前来观影的IT工程师在散场后感慨，“它代表了人类对自身创造物的一次巨大担忧。我们害怕自己写的代码，会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背叛我们。”这种对技术失控的隐忧，在今天的人工智能、大数据时代，不仅没有消失，反而以更复杂的形式重现。当年影片里那些夸张的剧情，如今看来，仿佛是对当下社会某种情绪的超前预演和温和讽刺。
电影资料馆的灯光亮起，观众陆续离场。老陈开始小心翼翼地收起胶片拷贝，这部影片的下一次放映不知又在何时。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，《化骨龙与千年虫》是一份亲切的怀旧品；对于年轻观众，它则是一扇有趣的视窗，通往一个他们未曾亲历的、充满特定焦虑与乐观的世纪末。《化骨龙与千年虫》作为一部特定的时代产物，其意义早已超越了娱乐本身。它像一位不善言辞的见证者，用胶片记录了一场未曾到来的“灾难”，以及普通人在想象中的灾难面前，所表现出的那种既滑稽又动人的生命力。在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，回望这部影片，更像是一次对技术进步论的温情反思，提醒着我们，在追逐未来的路上，不应忘记曾经有过的困惑与单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