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江南古城一间不起眼的旧书店深处，七十三岁的周老先生正俯身于一张宽大的木质工作台。台面上，一盏暖黄的台灯照亮了他手中那本饱经风霜的《诗经》。镊子、毛笔、糨糊、宣纸在他手边依次排开，像极了外科大夫的手术器械。他正进行一场精细入微的“手术”——修复一本清光绪年间的线装书。书页薄如蝉翼，边缘已呈焦褐色，稍有用力便会碎裂。空气中弥漫着陈旧纸张特有的霉味与淡淡墨香，时间在这里仿佛被拉长、凝固。
“这本《诗经》是一个年轻人送来的，是他太爷爷的遗物，被水浸过，又晾晒不当，损毁得厉害。”周老先生说话时，目光并未离开手中的活计，他的动作极轻、极缓，用毛笔蘸取特制的糨糊，一点点涂抹在破损处，再覆上提前染好的补纸，用指腹轻轻按压，直至完全贴合。“他说，里面有许多先人的批注，是家族的记忆，比书本身更珍贵。东西坏了可以修，可记忆断了，就真的接不上了。”这番话，似乎不仅是在说这本书。
周老先生与古籍修复的结缘，要追溯到近半个世纪前。1975年，他还是县文化馆的一名年轻干事，一次参与整理“破四旧”运动中幸存下来的古籍文献，目睹了大量珍贵典籍或因虫蛀鼠咬，或因潮湿霉变，变得支离破碎，甚至化为纸浆，那种文化传承链条可能断裂的痛楚，深深刺痛了他。“那时就一个念头，不能让这些东西在我们这代人手里没了。”就是这份最朴素的责任感，让他毅然放弃了相对清闲的文书工作，主动请缨，跟随一位当时已年近古稀、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傅，学习这门近乎失传的手艺。
“师傅话很少，脾气也倔，只让我看，不许多问。”回忆起学艺之初，周老先生脸上浮现出感慨的神情。最初的三个月，师傅只让他做一件事：用一把钝刀，在不伤及书页的前提下，小心翼翼地刮除书页上的霉斑和污渍。“枯燥，真的枯燥。手腕酸，眼睛花，还总觉得是大材小用。直到有一天，师傅拿起我刮过的一页纸，对着灯光看，说了一句‘心静了，手才稳’。那一刻，我才恍然，他磨的不是我的技术，是我的性子。”这种近乎苦修般的训练，打磨掉的不仅是书页上的污渍，更是一个年轻人身上的浮躁与急功近利。他渐渐明白，修复古籍，修的不仅是物，更是心。唯有沉静下来，与古人对话，与时光共鸣，才能真正理解每一道折痕、每一处残破背后的故事，才能以敬畏之心，让文明的火种延续。
此后的几十年，无论外界如何变迁，周老先生始终守着这方小小的天地。改革开放初期，曾有不少海外收藏家慕名而来，开出令人咋舌的高价，希望他能“跳槽”专为其服务，都被他一一婉拒。“我的‘初心’就是让这些书留在中国，留在这片生养它们的土地上，让我们的后人还能看到。”市场经济大潮下，昔日一同学艺的师兄弟，有的转行做了更赚钱的古董生意，有的开设工厂，只有他，依然靠着微薄的薪资和补贴，日复一日地埋首于故纸堆中。书店的负责人换了好几任，每一任都对他敬重有加，不仅因为他的手艺是“镇店之宝”，更因为他身上那种不为时移、不为世易的坚守。
谈及当下社会热议的“勿忘初心”，周老先生有他独到的理解。他认为，“初心”并非一个僵化不变的概念，更非一句空洞的口号。“它像一颗种子，最初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念头——想保护好这些书。但在守护的过程中，你会不断遇到新的问题：用什么材料修复才能历经百年不坏？用什么技法才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貌？如何让更多人了解、重视进而参与进来？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，就是‘初心’不断生长、丰富、深化的过程。”他坦言，自己早年的“初心”可能更多是出于一种对文物损毁的本能痛惜和职业责任，而如今，这份“初心”已内化为对中华文明传承脉络的深切关怀，以及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，为后人留下更多可触摸的历史凭证的使命感。
近年来，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重视程度的提高，以及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等纪录片的广泛传播，古籍修复这项曾经“藏在深闺人未识”的冷门技艺，逐渐走进了公众视野。不时有大学生、文化爱好者前来书店参观，甚至有人表达了想拜师学艺的意愿。对此，周老先生既感到欣慰，也保持着清醒。“这是一条需要耐得住寂寞的路，光靠一时的热情走不远。我希望他们想清楚，自己的‘初心’究竟是什么，是否能承受得住这份漫长而孤独的劳作。”
采访临近结束，夕阳的余晖透过书店的玻璃窗，为周老先生和他手中那本即将重获新生的《诗经》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。他刚刚修复完一页带有眉批的书页，上面的小楷清秀工整，记录着百年前一位读书人的感悟。“你看，”他指着那行批注，轻声念道：“‘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’。这话说得真对啊，事情开始容易，能坚持到最后却很难。”这句话，仿佛是对他一生坚守的最佳注脚，也像是对这个喧嚣时代的一句温和提醒。
在这个追求速成与效率的时代，周老先生用他的一生诠释了“勿忘初心”的深刻内涵。它不是刻在墙上的标语，而是融于血脉的信念；不是一时兴起的冲动，而是贯穿生命的执着。那一本本经由他手而得以延寿的古籍，如同文明的薪火，静静诉说着：总有一些东西，值得我们慢下来，静下心，用一辈子去守护。而这，或许正是“勿忘初心”在当下最珍贵、最动人的实践。